古建内博物馆陈列的空间叙事

发布:2020-04-06 17:10:43  来源:tzgh.org   作者:泰州新闻网 142次

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,中国建筑史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,对中国建筑史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手中。1930年,朱启钤先生发表《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》。作为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,“中国营造学社”于北平宣告成立。建筑学家梁思成、刘敦桢成为学社研究工作的实际主持者。1931年,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,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,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,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,正是“营造学社”成立的初衷。

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图源: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

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 图源: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

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年成立,至1945年结束。十五年间,以梁思成、刘敦桢、林徽因、莫宗江等人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先贤,共计调查了190个县市,其中1937年以前调查古建筑2738处,详细测绘的有206组大小建筑群,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,1937年之后由于颠沛流离,故准确数据不可考。他们将西方建筑学、测绘学与中国文献学结合,在艰苦的条件下,独立自主地创建了中国建筑史学和文物保护学科。
 

1934年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。她参与营造学社多次田野考察并在学社刊物发表文章。(图源网络)

1934年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。她参与营造学社多次田野考察并在学社刊物发表文章。(图源网络)

90年后回望,营造学社的工作仍为今日建筑史学者津津乐道,对当下古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提供着重要的借鉴价值。2020年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,在此分享摘编《古建内博物馆陈列的空间叙事》(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文丛》第四辑,学苑出版社出版)文章,走进新时期下的古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,感受中国古建筑文化的魅力。
古建内博物馆陈列的空间叙事(摘编)
文/程旭(首都博物馆 副研究员)
据统计,仅北京在古建内做陈列有近百家博物馆,近几年随着古建博物馆改造更新,其展览内容无疑丰富了北京地区的文化多元性,现代展览设计风格与古建空间的有机结合构成文化精品,这就更有必要总结其中的规律性。
一、古建陈列的空间思路
近十年,一批中国古代建筑内的展览新一轮改造已经完成,也明显看出同期我们与西方古建内博物馆改造观念尚有差距,特别是在对古建遗产问题上,我们恪守修旧如旧,西方原汁原味新旧并存的保护方法,即便在民族区域传统古建馆内的陈列也有区别。但对遗产保存的方式都是统一的,都坚守的最后一块精神净土。在古建空间设计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表现都“旧瓶装新酒”,对于古建本身的创新变革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特别是在世界申遗上,日本的表现也给世界以启示,日本著名古建伊势神宫申遗,首先弱化建筑实体与城市坐标的关系,并采取每20年把神殿拆毁重建,日本叫“式年迁宫”,分解木料传送全国各地的寺院供奉,重建则严格按照古代传下的方法,日本向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特指构建的工艺流程,而不是建筑本身。区别在他们更看重工艺和方法这些无形的精神财富,从而引发民族在精神信仰上的思考。
而我们比较看重有形的东西:一座佛光寺、一座黄鹤楼,故宫的倦勤斋内部重修都是要保留看的见,摸得着的。急功近利的文娱报道模式养成了国人仅关注成果、只看结论,那些看不见的工艺、手艺和过程大大被忽视、被淡化。
 

日本伊势神宫

日本伊势神宫

随着数媒时代的到来,数字化信息化下的古建展览怎么设计?怎样调动艺术语言? 蒋勋说:没有知识体系的知识再多也是垃圾,同样我们的博物馆大量存在非利用的“信息孤岛”现象,在浩瀚的遗产宝库中被雪藏、未被利用的知识死角怎么规避,也是目前博物馆人“大投入,收效小”的挖掘内容,因此说盘活遗产存量,制造文化生产力的任务十分艰巨。
数字敦煌博物馆和景区观光结合推广后,接着龙门石窟、大同云冈石窟的数字影像,这些创意都在讲古代建筑遗产和文物背后的故事,将普世资源与城市文化亮点整合一处,在原不可移动的遗存立面上讲述遗物遗存,进而提示出该地遗产意识。
 

洛阳龙门石窟夜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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